距离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第一阶段任务的完成已不足一年半时间。

超低排放改造，如同撑杆跳高，很多钢企在落实中颇有隐忧，甚至没有勇气去面对：对风险的承受，对成本的把控，以及对效益的预测。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

一家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今年我们在超低排放改造上已投入了40亿元，后续还要继续投，但钱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的利润还在减少，6月份吨钢利润不到100元，7月以来吨钢利润基本为零，没赚到钱。这比起前两年差远了，那时的吨钢利润能达到800元，甚至是破千元。”

在7月13日举行的2019(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很多钢企人士表达了类似的担忧。2019年4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下称《意见》)，不仅对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标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加强全过程、全系统、全产业链的污染治理。

《意见》给出的时间任务表是：到2020年底前，重点区域钢企超低排放改造取得明显进展，力争60%左右产能完成改造，有序推进其他地区钢企超低排放改造工作；到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钢企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何文波表示，《意见》有关要求代表了当今时代全球钢铁业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排放指标和要求。但目前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不少技术难题。比如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技术能否长期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尚需时间验证；高炉煤气精脱硫等技术仍需要创新突破。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很多企业反映治理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颇具难度和风险，改造投资巨大，运行费用高昂。”何文波介绍。他同时认为，超低排放是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其改造将带来投资规模、研发创新、钢铁制造全产业链的绿色发展革命。

两难滋味

王成恩(化名)是一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环保部的负责人，他所在的企业已具备年产钢能力1300万吨以上。他深知这种两难的滋味。7月17日，他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这种忧虑：“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两难的处境，其实目前就承受着利润大幅下滑的压力。继续大量投入，造成企业重大风险甚至是倒闭，都是有可能的。”

至于以后到底会是何种结果，在王成恩看来，风险不好估量，终归还是要看市场。“但现在这些都顾不上，只能投入。”他告诉经济观察报，“但就算是临时克服了这些困难，勒紧裤腰带也要上，很可能要过紧日子。”

成本问题已经显现。王成恩表示，近期由于原材料价格暴涨，钢价不行，下游需求不怎么好，企业基本没有盈利，这是一件很危险事情。他说：“因为我们今年用在超低排放改造上的资金就多达数十亿元，本来就承受重压。据他讲，在同行之间，基本都有这样的感受。”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何文波也介绍了企业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据一些环保投入较大的钢企反映，为实现超低排放，他们的环保运行成本已达到每吨260元到270元的水平，按这个水平计算，全国一年生产9亿吨到10亿吨所支付的环保成本，可能会接近中国西部一个省的GDP。

行业也在为此探寻解决思路。何文波在前述2019(第十届)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上就呼吁，各级政府应对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给予更多激励，实施更加有效的“差别化管控”。社会激励机制也一定要导向那些环保水平先进的企业。

“我们决不允许把环保水平低、投入少的企业和环保水平高、投入大的企业放在同一个环境中竞争。如果有那样的现象，就是监管工作的失职，是不符合公正监管原则的，我们要坚决反对。”何文波表示：“我们不仅关心钢铁产能是否过剩，还要关心清洁产能是否足够。如果政府监管不能让环保绩效高的企业多生产、多挣钱，那就不是真正的监管。”

在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看来，现在钢铁行业排放量大、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本轮超低排放改造的潜力很大。他表示，今后要将建设工程质量低劣的环保公司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水平低的运维机构列入“黑名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相关钢企也要纳入当地重污染应急停限产清单，并对失信企业在行政审批、资质认定、银行贷款、上市融资、政府招投标等方面予以限制。

刘炳江说：“监管要让环保绩效优的企业更加优异，树立环保标杆，能否达到超低排放是钢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关键。今后要对不同环保水平的企业实施差别化管理。”

强制时代的考验

超低排放早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入到了强制时代。在欧冶云商首席分析师曾节胜看来，目前能真正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钢铁产能估计也就三成左右。

王成恩认为，国家超低排放改造要求，给人感觉是从鼓励到强制实施，成为一项硬性指标了。但目前很多钢企还没完全转变过来，如果之前没有基础，现在搞就很难，企业也会犹豫要不要投钱，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所投的数十亿元正在过程中，还没有见到底，一切都没形成产出，大概还需要2到3年时间。”王成恩坦言，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而且还不考虑行业走下坡路、不景气等因素。如果利润大幅缩减，那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让王成恩感觉比较棘手的一项工作，是建环保管控制一体化平台，这对企业排放达标，有着特殊的意味。它不仅可以对厂区内每一个排放点位可见可视，及时了解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情况，而且能使排放信息公开透明。“这是一个智能化、信息化平台，在行业内，少数企业做到了。从今年开始，我们也在着手做，现在正在和有关方面进行技术交流，也要花几个亿，这同样是一个巨大成本。”他说。

其实不只是王成恩所在的企业，其它钢企也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尽管实现超低排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现在要求和标准都格外严，很可能兼顾不到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况。

曾节胜对经济观察报表示，超低排放是一个必然趋势，有些大的钢企本身基础就好，2016-2018年效益都还不错，前期就已投了很多钱。“但如果往后压力比较大、效益不好的话，那它们就有可能存在侥幸心理，能不投就不投，或是少投。其实很多中小钢企就有这些问题，由于资金紧，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它们会犹豫观望、徘徊不前。”曾节胜分析。

此外，也有很多钢企，虽然设备上投了很多钱，但在执行中间可能要打折扣。曾节胜解释，上大型环保设备设施，真落实的话，各种电费能耗、维护费用就特别高，很多企业设备要么白天开、晚上关，要么白天也不开，这就无法达到效果。

对于企业而言，一个科学合理稳定的标准就意味着可以避免重复投入造成的资源浪费。在采访中，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钢企很希望地方政府在标准制定上做到稳定。

王成恩向经济观察报介绍，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标准逐级加严，不管是时间上，还是力度上。国家标准是统一的，各地方标准不一样，且比国标高很多，都很急切。“很无奈，但也得认，”王成恩说。

更令他感到无奈和最不适应的是，这几年，地方标准变得特别快，不稳定，造成企业的重复投资。环保项目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建起来，但还没等项目建好，标准又加严了。

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个特殊背景，王成恩所在的企业原来不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范围内，今年刚被划入其中，而且被划归省会城市管辖，要求相对更严。

王成恩说：“政府要求国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我们更严格，一方面是限产任务，另一方面就体现在超低排放改造上。我们只有按照要求改，不停地改，才有可能符合超低排放标准。”